[42] 参见道恩•霍尔姆斯《大数据》（李德俊、洪艳青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16-18页。

为此，计算法学必须留意价值的数值化处理和加权比较，确立关于价值排序和价值函数的元算法或者结构性元规则（structural meta-rule）。参阅王金祥法律信息学研究概述《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1995年第2期1-3页、7页，雄明辉从法律计量学到法律信息学——法律人工智能70年（1949-2019）《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6期1-9页。

Cf. David R. Johnson and David G. Post, Law and Borders: 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48 No. 5 (1996) pp.1367-1404. [46] 据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黄芳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根据上述分析，图尔敏描绘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论证模型： 与上述论证模型相比较，图尔敏认为形式逻辑的论证模型实际上只采取了单一的概念区别，即前提与结论的区别，导致推理具有过分的雷同性，而无法正确地推敲实际的议论。在对规范解释的预测与对事实认知的预测这两个系列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以及不断递进、无限选择的互动关系，导致追求无限多样化的长尾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重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公正、互惠共享等实质性价值，也需要重视对大型网络科技公司的反垄断、大数据中心的中立化、以技术制衡技术等结构性价值，并应该在规则约束、企业试错以及政府协调之间达成不同价值取向的最优化组合，或者设计某种基于程序主义价值的算法。例如关于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不同的制度设计导致利害关系的不同计算结果，会影响到相关各方的动机和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数学方法有可能对行为与结构进行塑形。

包括私生活的平稳、个人信息保密、通讯保密等原则在算法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在逻辑演算的数据空间，没有严密描述的算法就无法开始动作，但也要通过模糊计算等方法把复杂性、盖然性纳入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15][澳]罗伯特·E.古丁：《保护弱势：社会责任的再分析》，李茂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他们彼此承担的第一种义务是安全与福利的共同供给。[25][英]T. H.马歇尔：《福利的权利及再思考》，载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页。有些国家业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其四，对于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而言，作为社会成员享有其他成员的关照首先体现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且对其家庭成员而言减轻了物质和心理负担，使其他家庭成员能更好地作为社会化生产中的个体参与竞争。

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确认了十项社会权，包括：（1）人民自决权（第1条）。在社会安全制度下，当事人以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享有权益，而在社会保险制度下，当事人是以被雇用者和投保人的身份而享有利益。

三是境遇上的弱者，如劳动者、军属、烈属等。对流浪乞讨、遭受遗弃等生活无着的老年人，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11][美]雅克·布道：《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万俊人、姜玲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32]换句话说，有社会权就必定有受益权，受益权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权的落实。

平等原则并不妨碍在人员群体中按事物性质进行合理区分，当然，这也要求身份不能是个封闭、固化的地位标志，而是一种流动、开放的自主选择。当然，权利是否都是沿着从自然权利到政治权利再到社会权利而演化，在理论上不无疑问。在这种福利理念和财务结构的转变下，受益权利不再与保险付费的义务相关联。二、社会权是一种积极权利 积极权利（或曰积极自由）与消极权利（或曰消极自由）的区分，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

[18]这是国家文明的体现，也是国家人道的标志。如张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社会权的出现，使得基本权利的作用在传统的排除国家干预之外又增加了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并由此产生了认为各种权利的实现都有可能需要国家帮助的主张，基本权利的受益功能才得以明确。

这是在法律层次上承认人民拥有社会权利。首先，社会安全混合了缴费与不缴费的制度。

[11]与人身、财产等自然权利不同，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封闭性，即一般只允许本国公民行使这类权利，而不会将这些权利赋予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特别重要的是，该条第3款规定：残疾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说明是否残疾以及是否属于残疾人，奉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就特别强调：那些缺乏社会保护的人员往往属于社会中的经济上脆弱的部分。[34][挪]A.艾德、C.克洛斯、A.罗萨斯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修订第二版），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第二，当事人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不同。他们往往分担了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风险和苦难，再回过头来给予他们一点最低的生存保障，本身已经很是吝啬与不公，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人性可言了。

进入专题： 社会权 身份权利 积极权利 受益权利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 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36]实际上，社会权正是诞生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过程中。[17]质言之，弱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身份，是当事人享有社会权的先决条件。

[23]在这里，作为积极权利的福利权与一般意义上的消极权利的区别在于：第一，是否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两者存在差异。[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 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Cardozo 1915，164）[15]事实上，这种情形在当代中国也屡见不鲜。法院强调：对于那些无力支持自己及其所扶养家属的人来说，获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援助的权利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人很珍视，并希望确保人们得到基本必需品。而仅因弱者身份即可获得所在国、所在地的社会权保障，也是当今国际人权的潮流。二是消极权利对应的是他方不予阻碍更不得侵犯的义务，但相对来说，社会权利作为积极权利，并不以当事人是否履行了法律上的义务为先决条件。

凡不具有此身份者即不享有此权利。[16][20]程亚萍：《人权视域下的社会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121、152页。

[37]王云龙、陈界、胡鹏：《福利国家：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以福利权为例，在对比消极权利与福利权的区别时，英国学者巴里指出：其他人只要克制不干预，一个人的消极权利就受到尊重，而福利权则要求他人采取（济贫）行动。

首先，社会权是一种身份权利，是以其属于某个国家、地区的居民资格以及弱者的特定身份而获致并享有这一权利。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而社会权利的核心内容，就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亦即每个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是潜在的受益者。这会提高他一生所能享受到的福利总额，而且为了维持其工资收入水平，取得这种福利的社会权利也会转化成为法律权利。[30]具体来说，第一，这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其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因之受益权不是私法上让人们获取利益的权利。

[40]《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载[挪]A.艾德、C.克洛斯、A.罗萨斯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修订第二版），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页。对于上述弱者，法律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责令国家提供一定的机会或者物质帮助，补足他们因为劣势地位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从而使社会权的受益功能真正得以彰显。

[41]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只倚重社会保险而不设计社会保障制度，那么，众多的社会人群将会处于生存无法得到国家社会保障的不利境地，从而与社会权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首先，社会安全混合了缴费与不缴费的制度。

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所言的社会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利类型，而是集多种权利于一身的权利束。这些规定，既是社会公平的反映，也是实质平等的要求。